台湾都市的公共艺术

发布时间:2014年06月22日    浏览次数:49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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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易在高雄捷运站三多商圈的作品“艺犹未尽-悠游”。


 台北捷运内,几米的“地下铁”。


台中中国医药大学急重症中心大楼前,杨英风的“凤凌霄汉”。


 朱铭的“太极”。


蓝敏菁

对于台湾地区而言,从西方引进公共艺术的专业实践,已有将近二十年。在“艺术可以提升城市品位”思潮的影响下,公共艺术更被视为“都市更新计划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

本文将简要介绍公共艺术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,并且通过呈现几位代表性艺术家参与公共艺术的事件,来讨论台湾公共艺术风格的转变。其中,我还将尝试分析,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。当然,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终极的追问:我们真的需要公共艺术吗?如果需要,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公共艺?对于都市景观美化而言,公共艺术真的是一颗万灵丹吗?

台湾地区的公共艺术法

1992年,台湾正式施行《文化艺术奖助条例》。其中,关于“公共艺术”的规定如下:

公共建筑物应设置公共艺术,美化建筑物与环境,且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。

政府重大工程应设置公共艺术,美化环境。但其价值,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。

供公众使用之建筑物所有人,管理人及使用人,如其建筑物设置公共艺术,美化建筑物与环境,且其价值高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者,应予鼓励,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。

前三项所称公共艺术,系指平面或立体之艺术品及利用各种技法、媒材制作之艺术创作。

次年,台湾制定完成《公共艺术设置办法》,至今进行过四次修正。当局期望这部法令可以成为“美化都市市容、照顾艺术家生活,提升市民生活美学品味”的一剂良药。《办法》公布之后,当局开始积极设置网站,举办各种活动,支持学界通过各种研讨会或学术论文等形式各抒己见。社会团体与个人也开始承揽公共艺术案、设置相关网站,“公共艺术”顿时成为“显学”。

历史脉络下的多元性

在台湾,我们常听到“多元性”这个概念。在谈论公共艺术的文章里,这个概念更屡见不鲜。“多元性”之所以被推崇,与台湾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。这个核心概念深刻影响了台湾公共艺术的表现,影响了人们的艺术认知,自然也影响到了相关政策的制定。西方学者Patricia C. Philips认为:“公共艺术从来不是独立形成,自发创作的,它必须跟城市与社会的政经伦理一起被纳入考虑。”因此,要了解台湾的“多元性”,就必须从变动的历史脉络来看。

简单地说,台湾的文化发展奠基于日据时期的日本文化及“二战”后国民政府带去的中华文化。台湾光复之后,大局势的紧张、变动使得台湾社会的统治变为戒严与控管。随着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,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开始共生。在高度的政治控管下,艺术的表现方式呈现两种特点:其一,突出表现大中华文化元素;其二,内容高度去政治化。

1960-1970年代,台湾文化建设开始注重台湾本土艺文发展,形成一股乡土文学风。然而,这股表现在地风土民情的艺术,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美术势力。1987年,台湾解严之后,放开党禁、报禁,媒体言论开通、留学生回国,大量西方思潮形成一股又一股强劲势力,似乎瞬间淹没了台湾在地的美术风格,也与大中华元素分庭抗礼。一时间,西方思潮代表着现代、进步、前卫与国际化,在台北大都会流行开来。同时,随着整个社会从威权专制过渡为自由民主,台湾本土意识逐步崛起。另外,在全球化浪潮“anything goes”的席卷下,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,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多元景象。

公共艺术的发展

一、杨英风的“景观雕塑”

二战后的台湾并没有“公共艺术”的概念,不过,艺术家已经尝试在公共建筑物上进行艺术创作。当时著名的艺术家杨英风,深受国外思潮影响,把“景观雕塑”的概念引进台湾。“景观雕塑”强调,雕塑作品要与环境空间密切结合,形成相互辉映的雕塑艺术。这样的概念为1990年代台湾当局倡导的“公共艺术”政策,率先开辟出一条道路。

刚开始,杨英风的公共艺术案进行得并不顺利。直到1970年代,他参与大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创作,凭借“凤凰来仪”一举成名,也为他带来许多委托案。不过,最能代表雕塑作品与环境空间结合的案例,应该是他2008年受台中中国医药大学急重症中心大楼委托创作的“凤凌霄汉”。通过建筑与工程的完整规划,他将艺术品如实地整合进建筑内,营造出公共空间的整体美感与独特气质。这就是他的“公共艺术”的价值。

二、朱铭的蜕变

朱铭“人间”系列作品符合1970代的乡土写实风格。但让他扬名立万的是“太极”系列,这几乎是每个台湾人都熟悉的作品。1999年,为了有效典藏与管理艺术作品,朱铭美术馆成立。这是一个以基金会模式运营的美术馆。它是私人创立,但以法人的方式运营,面向公众。在实质上,这个美术馆结合了地景设计,持续进行艺术教育的相关活动,这是以长期理念进行的艺术文化经营。相对于公部门以大型活动、实时性公共艺术展示与短期艺术教育推广,这种私人美术馆运作影响深远。

三、北南差异:几米的“地下铁”与洪易的“艺犹未尽-悠游”

1998年法案通过后,忽然冒出很多公共艺术作品,造就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多元现象。要说符合公共艺术的精神与理念,并受人喜爱的作品,也许几米与洪易这两位艺术家之作可算代表。

几米的“地下铁”位于台北市捷运南港站月台。观众从盲女的身上看见勇于冒险尝试,敢做梦的精神,许多粉丝特地来此拍摄,并在自己的博客抒发感想。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公共艺术作品被公众仔细记录下来,似乎它可以成为台湾当代公共艺术的代表:艺术为公众所重视,引发公众关注与讨论,形成对话与交流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设置公共艺术的价值确实达到了。不过,这个作品当初并非按照公共艺术设置办法而设置,因此,它不被列入公共艺术作品,而是属于工程艺术化的一环。而后,文化局以广义的公共艺术定义、接纳这个大型彩绘公共艺术,并以数字化登录于网页方式进行认定处理。

法令保护有什么好处?以洪易的作品为例。高雄市在最近几年开始大量进行都市建设,积极采用艺术与文化观点,装点、更新与营销高雄市。高雄市在捷运系统规划的同时,一并进行公共艺术委托案,美丽岛站就是公共艺术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的例子。同时,高雄捷运局也很有系统地说明每站的文化特质,以及艺术品创作理念,甚至将作品想要传达的讯息与构思都详细地展示给公众,几乎所有作品都兼顾到公共艺术美学与都市营销。洪易在高雄捷运站三多商圈的作品是“艺犹未尽-悠游”,这几个“拟鱼化”的主体,表现高雄港靠海的特质,搭配高雄人特有的品味风格。洪易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,其共同特色是,传达在地人的生活习惯,以及日常生活语汇,凸显出高雄人特有的拼凑文化与普罗通俗的元素。

四、“节庆”的公共艺术

举办大型活动,增加市民参与,是台湾推广新概念的做法,例如台北市举办的“台北公共艺术节”。另外,还通过国外艺术家引进大型艺术活动,比如2013年年底的“黄色小鸭游台湾”,还有今年2月、3月为全球濒临绝种动物发声的1600只纸猫熊亚洲巡回展。这类大型活动,被寄望于打破公共艺术制式性的问题,扩展公共艺术的弹性与开放性,延伸到户外亲近民众。然而,活动结束后,公共艺术作品全部撤离现场,难以形成延续性的艺术意识。

思考未来

台湾需要怎样的公共艺术?这是本文在观察公共艺术时一个很核心的思考前提。本文提出这些案例,是希望从中看到艺术文化土壤发展的状况,时代背景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的作品产出,法令政策的操作对公共艺术的形式界定,以及艺术品如何为公众所接纳与理解。

另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,关于城市规划,很少被提到台面上谈。可是,一个出色的公共艺术品,最首要的要求,就是必须搭配合宜的空间结构。以老小区改建为例,必须要有全面的思考:小区大结构重整规划后,一步步考虑公共空间(例如广场与交通行走动线)的特性,搭配上景观的设计与调整,善用植被、水景、照明、色彩与标志,以及立体空间里天际线的统合。同时,公共艺术开发案一并进行,让艺术与公共生活空间可以百分百契合在一起,形成整体感,而不是就单一建筑物或是公共空间进行公共艺术。

台湾建筑师汉宝德先生曾专门批判对台湾公共艺术的看法,他认为,要做好公共艺术,有几点观念必须厘清:打破公共艺术等于雕刻的观念;艺术与公共艺术之间,是不尽相同的,在西方,建筑物等于一件置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品,一些丑陋的建筑,想利用市街上的雕塑来美化,必然徒然无功;公共艺术必须具有公共性,也就是使大部分的民众产生美感的反应,必须是正面的,具有令人愉悦的美感,也必须具备社会性;最后,公共艺术应该是跨不同专业人士共通合作的成果。

汉先生认为理想的公共艺术必须是在工程规划之始,就必须与都市设计结合在一起。同时,汉先生也说明,“公共”是广大的,需要具有包容性的观念,评断公共艺术不能只看它的艺术价值,切记公空间不是户外美术馆。这观点正是一种推力,把公共艺术的论述与思考,从艺术与法令的类别,推向整体建设规划的层级,如此才能永续公共艺术的生命。

 

 


来源: 东方早报(上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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